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00-2009年代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维持在115以上。这一代人口当中女性数量相对稀少的现象，是否有利于提升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地位，改变重男轻女的情况呢？这个问题背后的逻辑不难理解：物以稀为贵，人才技术也是如此。越是稀缺、不可替代的社会分工角色，其价值和地位也就越高。以此类推，女性作为婚配和家庭中不可替代的角色，其地位很有可能会因为数量稀缺而提升。那么作为这个论断的前提，未来婚恋市场上的女性稀缺，是否真的成立呢？然而，结论让大家失望了，女性的地位和重男轻女的观念并不会因为男女性别比例失衡而被自动纠正。这篇文章将从婚恋市场分层、夫妻决策地位的形成机制、社会文化中男女分工观念的变迁规律三个方面来讨论。

婚恋市场分层

从整体来看的确如此，如果出生性别比例长期失衡，未来婚育年龄段的男女比例也会上升。但如果具体到每个人谈婚论嫁所处的圈子，就不一定了。比如在人口流出较快地区的农村及小城镇，男多女少显而易见；而受过高等教育打算在一线城市成家的人群又能明显地感到女多男少。

这种“人口流出地男多女少，流入地男少女多”的现象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男性在婚姻中承担主要经济压力的传统思想意识和当代男女经济实力差距持续缩小之间的矛盾。过去在没有机器替代体力劳动的生产力条件下所产生的父权制和两性分工结构，导致男女在收入和财产分配上的差距非常悬殊，由此形成了婚姻中男方应承担主要经济压力的传统社会认知。这种认知已经逐渐变得不适应目前我国男女在教育水平、财产收入上的差距不断缩小的趋势：在教育方面，近二十年来本科毕业生中的女生比例不断攀升，并且早在2000-2010年代已经过半；在财产方面，独生子女在谈婚论嫁的人群中的比例在近二十年中也在不断上升，这部分男女受到原生家庭的经济资助程度旗鼓相当，甚至由于性别选择偏好，独生女孩的家庭经济条件更好。这部分人群缩小了整体的男女婚前财产差距。综合起来，由于社会认知的发展滞后于物质条件的变化，一个婚恋市场中的男女对双方经济条件差距的期望会大于实际的平均水平，从而导致女性更倾向于通过婚姻定居在收入水平高的地方，而男性则更倾向于退居经济压力小的城市。

造成高收入大城市男少女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适婚单身异性交往模式在男女间的差异。相比于优秀女性，优秀男性更愿意接受来自普通异性的示好。对女性而言挑剔拒绝的情况，男性往往先接受，在交往的过程中再慢慢挑剔。“高富帅”有过几十段感情的比较普遍，而“白富美”有过几十段感情的很少见。这种两性交往习惯的差异，会使男性和女性面对同样激烈的婚恋市场客观状况时，形成不同的主观判断：男性可能觉得自己机会不大，不如退而转战压力小一些的地方，而女性可能觉得优质男人很多，自己还有不少机会，应该坚守高地。于是在高收入的大城市容易出现男少女多的情况。

基于以上因素的作用，每个人具体所在的婚恋市场中女性是否稀缺，不仅取决于出生性别比例，更重要地还取决于当地人口流动的性别差异。

夫妻决策地位的形成机制

根据以上讨论，在农村和小城市这样的人口流出地，女性数量会受出生性别比例和人口流动性别差异的双重影响而变得格外稀缺。那么在这些地方，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会变高吗？

首先来看家庭内部女性决策地位的情况。女性作为家庭的一员，如何影响家庭决策和内部资源分配的问题，在理论上是一个多方策略均衡的一般问题在家庭环境下的特殊化。一般的理论认为，一锤子的重大利益分配方案通常通过非合作战略平衡实现，各方的谈判地位取决于“谁更怕谈崩”。家庭决策区别于一般谈判的方面主要有两个。一是感情的纽带会使每个人在考虑问题时会把其他成员的一部分利益内化成自己的目标，导致被关爱更多的一方的谈判地位被提升。二是博弈的频率高、时间长，导致有助于或损害对方利益的行为更容易被发现，更能得到及时的反馈，从而使各方利益协调机制达到更高的层次，能避开一些各方都不愿看到，但为了战略平衡又必须维持的“军备竞赛”或者“三个和尚没水喝”的低效率的结果。这些区别虽然很重要，但都不足以改变“地位来自于不怕谈崩”这个一般结论。也就是说，女性的家庭地位有多高，并不取决于在谈婚论嫁时有多主动，而取决于离婚时相对于男性的损失有多小。如果女性离婚后比男性更难经济独立，或者再婚“折损”比男性大，那么女性在家庭中就仍然处于更“怕谈崩”的一方，地位就高不起来。

在家庭外部，由于男女生产力之间替代性非常强，性别比例对女性地位的影响基本上不通过“相对稀缺的人力资源更有价值”这个直接渠道，而是更多地通过影响社会性别分工观念等间接渠道，在长期慢慢显现。

社会文化中男女分工观念的变迁规律

那么在性别比例长期失衡的条件下，社会性别观念会如何演变呢？Grosjean和Khattar （2019）以史为鉴，通过回顾澳大利亚在1830年以前流放到各地的男女犯人的比例差异，来研究各地人口性别比例如何影响当时和现在的女性地位 。这篇研究的计量分析做得非常扎实，并且发表在了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上。分析结果显示，在短期内，一个地区的性别比例失衡会使当地女性更容易结婚并且脱离劳苦职业，但也降低了当地女性进入教育、行政、法律、医疗这四个19世纪高阶层行业的比率。长期来看，当时男女人口比例越大的地区的女性在100多年后的今天就业于高阶层行业的比例仍然越低，平均工作时长越短，赞成“男性负责赚钱，女性负责家务活和照顾小孩，这会让每个人的生活都更好”的比例也越高。

这个研究告诉我们，性别比例失衡短期来看虽然能够帮助女性通过婚姻迈入更高的生活水平，但在长期来看反而会强化社会文化中性别分工的刻板印象，从而限制女性奋斗的空间，更不利于整个社会转变重男轻女的观念。

总结：

通过从婚恋市场分层、夫妻决策地位的形成机制、社会文化中男女分工观念的变迁规律这三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女性的地位和重男轻女的观念不会因为男女性别比例失衡而被自动纠正。要想真正提高女性地位，还得靠为女性创造自立的条件和奋斗的空间。

参考文献：

Grosjean, Pauline, and Rose Khattar. It’s raining men! Hallelujah? The long-run consequences of male-biased sex ratio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6, no. 2 (2019): 723-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