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非常迅速。2000年, 中国占世界OFDI（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只占9%左右。到2015年, 中国占世界OFDI存量的比重已经达到21.1%。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大来源国, 占到全球FDI（国际直接投资）流量的近10%。中国的OFDI在短时期内井喷式的增长背后的导致原因是什么？笔者与复旦大学樊海潮，中国农业大学林发勤合作发表于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的论文“Minimum wage and outward FDI from China”，基于我国的微观企业数据对这一问题从最低工资角度进行了研究。

我国早在1993 年就颁布了《企业最低工资规定》。随着2004 年《最低工资规定》颁布，最低工资制度正式在全国范围内确立并强化实施。伴随着各省份至少每两年一次的调整，2001 至2012 年间，全国的月平均最低工资已从271 元上升至717 元，涨幅为165%。最低工资的增长增加了企业的劳工成本，可能导致企业走出去。近年来，不少中国企业将生产线向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类似事件常常见诸报端。福建省的福耀玻璃集团于2016 年在美国俄亥俄州莫瑞恩市开设了新工厂。福耀玻璃集团的董事长曹德旺在接受访问时坦言中国制造业的高成本困境，包括高税负、连年上涨的人工工资等是导致其在美国建厂的重要经济因素之一。此外，我国最大的鞋类出口商之一浙江华建鞋业有限公司也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原因在埃塞尔比亚设厂。我们对劳动力成本的上涨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的增长可以解释中国OFDI增长的32.3%。

文章通过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揭示出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诱导作用。这种诱导作用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具体有异质性。对于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诱导作用越大。同时对于（相对于出口所需的固定成本）OFDI所需固定成本越小的企业诱导作用也会越大（水平FDI和出口之间的权衡）。文章在各地级市2000-2012年的最低工资数据、常用的工业企业数据库、商务部的境外投资企业目录、地级市层面的其他宏观变量（如GDP、地级市层面的汇率冲击） 等数据来源的基础上，在模型预测、内生性处理、异质性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实证检验。

在有关最低工资影响的研究中，如何解决政策的内生性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采取了几种手段处理内生性的问题。首先，在基准回归的变量的基础上，文章控制了更多的地级市层面的宏观变量（如地级市层面的有效汇率）。文章发现这些宏观变量的添加对回归系数的数值及显著程度都没有明显影响。这些结果有效降低了研究者对遗漏变量问题的顾虑。其次，我们采用了Dube，Lester, Reich (2010) 对美国最低工资影响的研究中提出的解决内生式问题的方法。参照Dube，Lester, Reich (2010)，我们对跨越省界的相邻地级市（如广东的梅州和福建的龙岩）进行配对，从而构造了一个新的样本。这个样本的优势在于：1. 处于不同省份的相邻地级市更有可能在未能观测到的维度上有相同特征。2. 处于不同省份的相邻地级市的最低工资是由不同省级政府所决定的，更有可能是外生的。文章通过地级市配对乘以年份固定效应（city-pair-year fixed effects）以解决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问题。最后，文章提出了一项安慰剂检验。文章发现，地级市的最低工资对于企业对避税天堂的直接投资没有显著的促进效果。

文章最后对最低工资对对外投资的影响的异质性进行了探讨。文章发现，第一，最低工资对OFDI的影响最强的地区是东部省份；第二，主要影响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第三，对生产率高的企业和劳动份额更高的行业影响更强；第四，最低工资在2004年最低工资制度改革之前对OFDI的没有显著影响；第五， 2008年的劳动法进一步增强了最低工资对OFDI的影响；第六，最低工资对针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影响更强; 第七，主要影响在生产型的OFDI上，而对商务型的OFDI影响效果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