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社交软件正全方位服务于人们的生活。最初定位于打破距离限制，使用户与朋友保持联系，分享生活的社交平台已经逐步取代门户网站，成为人们关注最新的时事新闻和娱乐八卦的重要渠道。 近一两年来短视频制作的兴起更使越来越多的人将社交软件作为娱乐消遣的主要工具，搜寻趣味性内容，打发空余时间。

一项由英国市场研究公司GlobalWebIndex发布的社交媒体趋势报告[1]显示，在过去七年里，全球各地区的数字用户花费在社交媒体和消息软件上的日均时长都呈现出明显的增长（图一）。涨幅最大（69%）的亚太地区，数字用户日均花费在社交软件上的由2012年的一小时二十四分钟上升到2019年的两小时二十二分钟。而涨幅最小（33%）的拉美地区的数字用户在2012年时，每天平均花费在社交软件上的时间就有两小时四十分钟，到2019年更是高达三个半小时。

（图一来源: Latest 2019 Social Media User Trends Report - GlobalWebIndex）

与此同时，从图一中也可观察到这种增长在近一两年出现了放缓的趋势。于此趋势相对应的是，用户也更多的注意到自己在社交软件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并开始有意识的记录和量化自己的时间花费。特别是日均时长超过一小时的重度用户（如图二红色所示），他们使用屏幕时间跟踪功能的比例均高于同年龄阶段的其他用户。而纵向比较各年龄阶段的用户，16到24岁的年轻族群使用屏幕跟踪功能的比例最高，他们平均每天在社交软件上花费三小时，恰恰是日均时长最高的组别。当然，屏幕时间跟踪这一理念本就是经由社交媒体提出和传播的，所以重度用户自然会更有可能接触到相关的宣传和推广。但正确估量社交软件对使用者的福利（welfare）影响是业界和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

（图二来源: Latest 2019 Social Media User Trends Report - GlobalWebIndex）

在一篇即将刊登于美国经济学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文章中，作者Allcott等报告了他们进行的一项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关于停用（deactivate）脸书对消费者的福利影响的随机试验。具体来说，作者通过脸书广告招募了2743名用户，并事先预估了这些人对于在选举前四周暂停使用脸书的接受度（willingness-to-accept，WTA）。然后研究者将WTA低于102美元的被试者随机配到实验组（即暂停使用脸书[2]组）和对照组（即不受到任何实验干预）。在随后的实验中，研究者一方面使用包括发送短信，问卷调查，邮件等方法来收集被试者主观提供的实验结果，另一方面也直接度量被试者在脸书和推特上的活动和是否参与投票等客观的行为变化。实验发现，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之前四周停用脸书的实验干预降低了用户的花费在网络上的总体时间，使得他们将更多的时间用于独处或与家人朋友共度（图三）。

（图三来源: Allcott，Braghieri，Eichmeyer，和 Gentzkow，2019）

同时，停用脸书也自然降低了用户对新闻时事的所知和对政治的关注（实验组表示他们更少的关注政治新闻和总统了，也更难以对当期新闻事件的事实性问题给出正确答案），但同时停用脸书的实验干预在没有影响被试者政治参与行为的情况下，降低了他们的政治极化（图四）。极化被认为与近年来全球都在上升的仇恨言论、族群对立等趋势相关。作者采用了一系列测量政治极化的方法，但总体来说都试图描述人们对自我观念的（正面）反应和对不同立场和观点的（负面）反应之间的差距。停用脸书的干预使得研究者构造的政治极化指标下降了0.16个标准差。而此前的研究发现美国社会的政治极化在1996到2018期间上升了0.38个标准差（Boxell 2018）。

（图四来源: Allcott，Braghieri，Eichmeyer，和 Gentzkow，2019）

在经历了实验干预之后，不仅是被试者反馈的主观评价的福利提高了（图五），更重要的是停用脸书的被试者在试验结束之后也持续的降低了脸书的使用时长（图六）。

（图五来源: Allcott，Braghieri，Eichmeyer，和 Gentzkow，2019）

（图六来源: Allcott，Braghieri，Eichmeyer，和 Gentzkow，2019）

实验结束后的四周里，实验组每天在脸书软件上花费的时间比控制组少11分钟，而此前的统计曾表明美国人平均每天在脸书上花费58分钟。他们也更愿意寻求对脸书使用频率进行自我控制的方法。这一系列结果表明人们在社交媒体上获得的快乐比他们以为的少。在标准的经济模型中消费者准确的知道自己在各项活动中获得的福利，从而通过分配自己有限的时间和金钱来优化自己的总体福利。但是如果消费者高估了社交媒体带给自己的福利，那么传统的经济模型将会高估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 gains）。另一项由心理学家Sagioglu 和Greitemeyer（2014）进行的一系列研究也发现脸书的日均使用时长与负面情绪的产生具有相关性，而这种负面情绪主要源于感觉自己浪费了许多时间却没有做成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但即使这样，当人们点开社交软件时还是（错误地）预测自己会从中获得一些快乐：当Sagioglu 和Greitemeyer的被试者预测自己每天花20分钟上脸书会使得他们感觉更好时，这事实上使他们感觉更糟了。

参考文献：

Allcott, H., Braghieri, L., Eichmeyer, S., & Gentzkow, M. (2019). The welfare effects of social medi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forthcoming).

Boxell, Levi. 2018. Demographic Change and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vailable at SSRN 3148805.

Sagioglou, C., & Greitemeyer, T. (2014). Facebook’s emotional consequences: Why Facebook causes a decrease in mood and why people still use it.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35, 359-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