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田国强，美国得州A&M大学经济系Alfred F. Chalk讲席教授。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人文社会科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004年起田国强教授出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上任以来，他在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养体制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

1.前不久，您指导的博士生焦振华荣获2017年中国经济学优秀博士论文奖，他和您合作的论文发表于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以及Mathematical Social Sciences等国际知名期刊。据悉，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培养的硕士和博士生累计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国内权威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可谓硕果累累。您能谈一下经济学人才培养方面的心得吗？

田国强教授：大国，特别是强国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四个方面的竞争：资源的竞争、制度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和话语权的竞争，话语权竞争就包括了学术话语权竞争。当然其中最重要的竞争，我认为是制度的竞争和人才的竞争，这是一个大背景，是我们办大学的使命之一。

对人才的培养，除了重视学生的基本品质、道德规范及其综合素质的培养，在专业方面我们对学生进行了三个维度的具体训练。首先是理论训练，要有内在逻辑分析。其次是历史视野，要有历史视野的分析。就像欣赏一幅油画，站得太近，看不清楚，需要在更远的地方才能欣赏到全景。经济社会发展看30年、50年是看不清楚的，要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上看。中国的朝代从没有强盛过200年。我们要培养学生历史视野和远大的眼光。最后是量化分析，要有数据、实证的分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学生学习数理统计、计量经济学、计算机等课程非常有用，因为现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趋势。这三个维度的设置使得我们的人才培养与时俱进。

现在国家要建设“双一流”，要争世界一流不能光靠说，要有行动，而且我们是学者，有一个基本指标就是在国际刊物上发文章，而且要发在顶尖期刊上才更有利于知识的传播和发展。所以文章发表在刊物上是最为基础的，随后才有了引用率等等指标。那些明星级教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基本上都是在顶尖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我们对我们的海归常任轨老师是这么要求的。此外，我们的研究生、博士生培养也非常严格，现在不少博士生已经在国际知名期刊上批量发文。我自己培养的博士生就有3个在国际博弈论领域顶级期刊发表了文章，焦振华只是其中一个。取得这样的成绩与对学生进行的3个维度的训练有很大关系，我们的学生基础都比较扎实。想混文凭，千万不要选择上财经院，平时我们的学生学习任务都非常重。学生只要想好好学，我们就会给他提供充足的学习条件。

2. 您是海外第一个拿到终身教职回到国内担当经济或经管学院院长的人，推行全方位经济学教育改革，率先实施了大规模、成建制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引进70余名），并带动校内其他学科、学院以及国内众多高校经济管理类学科纷纷掀起了聘任海外院长、引进海外人才的热潮。目前，IESR也在成规模的引进海外人才，您能谈谈在人才引进与任用方面的经验吗？

田国强教授：在我们国家有近四分之一的本科生在学商学和经济学，并且几乎各个学校最好的学生都在学商学和经济学。然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我们的课程体系、教材和师资队伍比较薄弱，高层次师资严重匮乏，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高校都在大规模地引进海外教师的原因。

在上财之前，北大清华已经开始引进海归教师了，但是为什么没有形成规模呢？是因为北大清华太好，太有钱了，其他学校认为模仿不了，这就是为什么北大清华在引进海外人才的时候没有一个学校去效仿的原因。我原来是清华的特聘教授，上财的校长请我去当经济学院的院长我就去了。上财那时是一所很一般的学校，我们经济学院当时更差，在学校属于中下流，学生基本是校内调剂进来的。我上任仅半年后就从海外引进了10位人才，比我们好和差不多的学校一下子都坐不住了，可能就是这么一个想法：上财这么一般的学校都能做，我们也能做，于是纷纷效法。我是海外第一个拿到终身教职回到国内当经济或经管学院院长的人，我之后，很快，大致半年后，洪永淼被任命为了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的院长，西南财经大学请到了甘犁当院长，随后上海交通大学马德秀书记把周林教授请到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当院长。北大和清华，这下子坐不住了，北京大学把张维迎从常务副院长提升为院长，清华大学把钱颖一提升为常务副院长，两年以后当上了院长。上财的改革对顶尖学校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而对一般的学校形成了很大的动力，他们从而纷纷模仿和跟进，鲶鱼效应很明显。这就是竞争产生规模。

招聘人才需要有一套新的程序，按照老路子引进一个人才需要走很多程序，黄花菜都凉了。学院在招聘人才时要有充分的自主权，学校领导要对学院有充分的信任。士为知己者死，学院权力大，压力就更大。说实话我以前最怕犯错，现在反而轻松了。所以我的心得就是一要有自主权；二要有学校的支持，功劳是校领导的，没有他们的支持，这个事也做不成；三要招人，我不迷信名校，招一个名校的二流学生、三流学生不如招一个二流学校的一流学生，所以我不问出身，不管应聘者是不是出身名校，只要我认为有潜力就会招进来。刚才我说了“国家间最重要的竞争是制度的竞争和人才的竞争”，为了在人才竞争上更有优势，必须提高制度的竞争力。要打造一流学科必须有一流学院，更要有一流师资。当然还要有一流的学生，一流的课程设计。然后要做一流的研究，最后才是一流的学科，这都是紧密相关的。所以我觉得做院长要少管一点事，真正起作用的应该是完善的规章制度，也就是要有一流的治理。

3.目前，国家越来越重视智库建设，发挥智库建言献策的作用。您领导的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历时九年打造出一个兼具国情和国际经验的中国宏观经济预测模型，定期发布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的季度及年度报告，在政策界、学界、媒体界引起了广泛关注。您对高校智库的建设有什么样的看法与建议？

田国强教授：我们做研究的最终目标是要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所以我在上财的工作思路是“两个拳头”，经济学院是为了创“世界一流”，而高等研究院就是为了研究中国问题。高等研究院的一个定位就是以准确的数据作为依据，以先进的理论作为指导，以中国现实问题作为导向，研究中国长远性、战略性及热点问题。首先，我认为智库要研究的问题和学科建设要研究的问题是不同的，但是存在内在逻辑关系。要建设一流的智库必须要有一流的学术。要知道任何一个理论，一个政策，一个制度都是有适用范围的，一旦被接受成为政策，弄不好就会影响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所以智库必须要有严谨性、科学性、现实性、前瞻性、时代性和思想性，而这些都离不开学术的支持。从这一方面来说，大学智库有其自身独特的优势。其次，智库建设要以研究现实问题为导向。要将学术和思想结合起来，要立有学术的思想和做有思想的学术。一方面要知道理论或者政策都有其适用边界和范围，没有边界就很难做到善用，泛用就会产生很大问题。另外一方面，只有学术没有思想很可能导致关起门来自说自话，无法为国家社会服务，所以必须要把学术转化为普通老百姓和政府官员能听得懂的知识和语言。第三是国际规范，虽然我们是研究中国问题，但是如果不用科学化、规范化、国际化的语言，如何才能向世界传播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和我们取得的成就呢？怎么能跟同行进行交流呢？所以要处理好中国问题和国际规范之间的关系，不能以中国问题为由而不考虑任何国际规范。